日本为何会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名画？

为什么日本藏有大量中国古代名画，或许你会想到，可能跟列强掠夺、古董商收购有关，但，这只是一部分原因…

东京国立博物馆

实际上，最早流入日本的中国画，并非都是经典名作，在20世纪之前日本藏的中国画还相当空缺。如果没有日本学者的研究和指导，也不会让日本人重新认识中国画，并再度掀起收藏热潮。其中内藤湖南的贡献最为突出。

那么日本最早都爱收藏哪类中国画？内藤湖南到底起了什么作用？

”日本人喜欢中国画那是相当久远，早在宋元时，他们就专挑那些有禅宗味道的南宋绘画收藏，比如曾在中国不入流的牧溪作品，就被评为“日本画道的大恩人”。

牧溪《松猿图》

还有马远和夏圭两位画家，都曾一度影响日本水墨画的发展。这些作品多数被日僧和幕府等权利者收藏，大多悬挂于富有禅宗味道的茶室之中。

夏圭作品

终于有一天日本人突然发现，他们所喜爱的这类绘画只是中国宋元绘画小支流，日本收藏的中国画还相当匮乏，在这一点上，内藤湖南早已心知肚明。

内藤湖南最初只是中国汉学的研究学者，他在考察日本奈良时，感受到中国唐朝文化对其的影响，由此开启了他对中国美术的兴趣。后来他的家中一场大火，将他精心收藏十几年的中国文化书籍化为乌有，于是他才决心到中国考察重新收集。日本奈良药师寺的唐代风格建筑进入二十世纪，中国正面临战乱，一些前朝皇族和各官员们为了谋取权利和解决经济困顿，不得不变卖自己的库藏书画，潜心研究中国绘画的内藤湖南，在中国考察期间，认识了不少中国大藏家。

内藤湖南造访端方府邸

端方是清末的重要大臣，其家族都曾为满清皇帝效过力，而他在为官之时能关注书画收藏，主要是因为多年前，盛昱等藏家说他不懂书画，没资格与他们探讨的一句玩笑话。于是他才励志三年后要成为书画藏家。

他在书画方面的收藏大多来自收购、友人赠送和交换所得，能够在地摊中识得真品，才是藏家真正的能耐，端方在鉴定这方面很有实力，他曾在长沙的古董店中以极低的价格买了郭溪的《谿山秋霁图》。晚清的私家收藏兴盛，加之端方有一定的经济实力，所以不长时间，他就收藏了大量书画名作。

1910年，内藤湖南等人造访了端方府邸，见到了郭溪《谿山秋霁图》为首的许多令人惊讶的杰作，这些都是在日本不曾见过的作品，这个时候他才对中国绘画眼界大开。

董源 《寒林重汀图》端方收藏 现藏于日本黑川古文化研究所

回到日本后，内藤把这次见闻告诉了大阪朝日新闻的社长，他也开始转而关注中国美术。日本东亚美术期刊《国华》杂志，随后拜访了端方、完颜景贤和罗振玉，鉴赏他们收藏的古画。这些媒体的报道也让很多日本人再度重视起中国绘画。

内藤湖南与罗振玉的交往

罗振玉，他靠开古董店起家，后来成为甲骨文等方面的研究学者，所藏古籍文献及名家书画颇多。

内藤与罗振玉的交往，起初也是因为互为学者的关系，他曾借阅过罗振玉的宋代古籍，并帮其转让给日本藏家。

1911年后，罗振玉前往日本，也是在内藤湖南的帮助下实现的，在日本，罗与内藤的住所比邻，除了学术交流，罗的中国绘画收藏被内藤深深吸引，并常给他介绍日本知名大买主。

内藤湖南与友人信札

内藤与完颜景贤的交往

完颜景贤是民国初期北京最有名的书画碑帖藏家，他与端方等人常有往来，曾有端方收藏的书画约40多幅，多数是他们二人交换所得。

李成《读碑窠石图》 曾被完颜景贤收藏

关于他的收藏数量虽尚未明确，但大多藏家都给予高度评价，张伯驹称他是清末民初首屈一指的藏家，王季迁认为凡是完颜景贤藏印的书画都是宝贵的。在端方、盛昱的作品售卖时，完颜曾继承他们不少旧藏。

苏轼《寒食帖》 完颜景贤曾收藏，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

1910年，内藤拜访端方府邸时，也顺道拜访了完颜景贤。而他看到完颜的大量书画，还是在1917年，为捐助天津水灾而举办的京师书画展览会上，完颜景贤拿出了珍品参展，当时内藤就认为完颜的藏品是参展诸家中最好的。

内藤湖南成为藏家的顾问

内藤湖南九次赴中国考察，给他带来了不少收获，除了对中国经典古代绘画的再认识，他还写了一部《中国绘画史》，其中收录了不少未流入日本的中国绘画作品。

内藤湖南的相关著作给他带来了巨大声望，很多藏家与之密切来往，都是出于对这位帝国大学教授的信赖和仰慕，曾向他讨教的大藏家都是日本商界、政界乃至报界的大佬。

比如阿部房次郎，他是日本纺织业巨头。当时中国大藏家的文物流入到市场，比如上面的天津赈灾展，内藤湖南见到如此好的时机，就建议阿部利用自己的财力多加收藏。完颜景贤收藏的《伏生授经图卷》等作品被阿部收购。

传唐王维《伏生授经图卷》完颜景贤旧藏，后转为阿部房次郎藏，现藏于大阪市立美术馆，1961年，这幅作品被日本政府认定为国家重点文物。

在内藤的帮助下，阿部收藏了若干中国珍贵文物，其中包括北宋易元吉的《聚猿图》、明代仇英的《九成宫图》等，1937年，阿部去世后，长子将其收藏的160余件中国古画，全部捐赠给了大阪市立美术馆。

再比如山本悌二郎，他曾是台湾制糖株式会社的代表，一直活跃于财界和政界，也是中国书画私人收藏中规模最大者之一。曾编著《澄怀堂书画目录》，共录有藏品1176件，其中一些作品是在内藤和罗振玉的指点下编入的。

还有很多画商都找内藤湖南指点，他们一旦听说有新的中国画入境，就邀请他到家中品鉴，甚至有的亲自登门讨教。当时进入关西的书画几乎都与内藤湖南有关。

日本学者曾说过，当时的日本人不惜重金收购中国外流书画，即使在今天看来这种状况也令人叹为观止，这在日本输入史上也是空前绝后的。内藤湖南对日本的中国绘画收藏，以及交易市场起到了持续的导向作用。一些日本收藏家在内藤等人的指引下明确了收藏方向，都纷纷到中国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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