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世人谈及徐悲鸿,往往会联想到他所画的奔马。实际上,徐悲鸿一生所作画涉及广泛,在人物、花鸟、山水等题材领域中均留下重要的名作。
徐悲鸿《卖花女郎》作于1938年春日重庆,画不以背景铺陈,仅作身姿高挑背影女郎。画家捕捉女郎卖花瞬间描写,人物着深衣、白裤、兰鞋,右臂挎篮,左手执花,身左微倾,头颈随身左转,头发前端略挽作型, 余者红绳束之。
画面右上,徐氏以四行行书补空,文为“清贫为本色,创作有奇能。不尽缠绵意,分与好德人。廿七年春日写于渝州,悲鸿。锦南兴宝号补壁。”又以红笺作签条,并题“卖花女郎”四字以定画名,想是画成后观,满意而题。此件题款末言以墨色、章法、位置看,显与前者不一,以此作推,本幅当为徐氏意满自存之作,后有雅债缠身,故再补“锦南兴宝号补壁”一句相赠。试查“锦南兴宝号”而不得,但考虑徐氏以自存佳作相赠,想必与宝号主人必相交匪浅。
卖花女郎流露出平静而超脱的气质
徐氏笔下仕女,或作古之侠女如《庄姫》、《荆十三娘》、《风尘三侠》,或将诗词意境仕女化如《山鬼》、《日暮依修竹》、《落花人独立》、《天寒翠袖薄》,而《卖花女郎》不属此列。此件所写人物,日常奔波于市井,粗布荆钗,为生活所累,非侠义更无诗情画意。然细读画轴,其衣着虽不合体,却拾掇的相当干净,配饰虽非华丽,耳环、头绳、发髻又搭配的颇为妥帖,虽行叫卖之事,其面容却纯淡平静无阿谀乞求之色,人物流露出平静而超脱的气质。
手部特写
花篮特写
显然,本幅题材、意境似与徐氏惯常有所出入。究其因,或与徐悲鸿是年经历有所关联。《卖花女郎》具体时间未署,大约为3、4月份。戊寅之春,徐氏命运不济,先是1月中旬因生活小事与蒋碧薇再次分居,又患病卧床“精神体质两俱不宁”。四月下,应郭沫若、田汉之邀,赴第三厅(郭为厅长)第六处(艺术宣传处)第三科(含绘画、木刻)任科长,但因误入陈诚办公室并遭冷遇,遂愤然离去。稍倾,接孙多慈全家接至桂林,甫至桂地,孙父即对徐悲鸿态度大变,坚决不同意徐、孙间的师生恋,言语不再客气,并“常常疾言厉色地逼徐先生回重庆去”。至此,徐、孙之婚事几乎无望,徐悲鸿亦无奈于5月回重庆。从上述时间线来看,徐悲鸿在1938年春月的经历相当不顺,事业、婚姻、爱情屡屡遭挫,所谓“心烦虑乱、寂寞寡欢”。值此时作此《卖花女郎》,或为徐氏以之自警,告诫自己当放则放,莫要深陷俗务不可自拔。此刻应有之心境,应如题端之诗所言,既陷清贫,便应随遇而安,既有一技傍身,便应力之所及,惠及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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