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之前,描绘西部风情的绘画作品十分少见。对于异域风土人情的想象,多止乎于宗教壁画、使者肖像与文学作品。赵望云与关山月共同的西北旅行写生之行,不但是他们个人物画创作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亦打开了西域生活图景的神秘面纱。
1943年初春,赵望云携西北旅行的作品回到重庆,恰好关山月也从西南旅行写生回来。二人便一同在重庆“中苏文化协会”举办写生画展,一时引起极大轰动与关注:除《大公报》有详细报道外,在渝冯玉祥和文化界名人郭沫若、茅盾、老舍、田汉、阳翰笙等均到场祝贺观摩。郭沫若对二人关心民生为题材的写生绘画十分推崇,他在参观赵望云的作品后,欣然题诗以赠:“独我望云子,别开生面貌。我手写我心,时代惟妙肖。从兹画史中,长留束鹿赵。”在欣赏了由赵关二人合作的《松崖山市图》后,郭沫若更是写长诗赞颂并附以长跋“望云与山月新起国画家中之翘楚也,作风坚实,不为旧法所囿,且力图突破旧式画材之藩篱,而侧重近代民情风俗之描绘,力亦足以称之。”这种激赏亦代表了当时的肯定态度,认为其画作“释道一扫空,骚人于此死”。
赵望云、关山月在重庆举办个展不久,赵氏便鼓励关山月到西北旅行写生。在1943年春,关山月与关山月与妻子李小平及画家赵望云、张振铎等,先到西安,又从西安到兰州,在西安和兰州一起开画展,筹划盘缠。之后一起骑着骆驼,以西瓜当水,锅盔作粮,在河西走廊的戈壁滩上,走了一个多月,出了嘉峪关,登上祁连雪山。我们一起趴在昏暗的窑洞里临画,我们一起喝那带咸味的河水,我们一起在千佛洞前的杨树林里捡野蘑菇,中秋之夜我们一起在旷远的大漠上赏月。白天画累了,在静寂的夜里,我们一起坐在石板上,听着吱吱的风沙声夹着远处的驼铃,并谈着艺术感受和绘事见解。在敦煌前后二十多天、和河西走廊一来一往两个多月,使我有机会看到了古代的宗教艺术、大西北严峻的风貌和当地的风土人情,为我日后的创作实践打下了比较深厚的基础。在这次旅行写生中,写生重点从以往的反映农村现实风气转到以描写边疆风土人情和敦煌壁画为主。
他们在莫高窟考察临摹古代壁画,共同度过了一段难忘的时光。西北的条件非常恶劣,不仅要忍受生活上的艰辛,更要忍受莫高窟因是坐西朝东方向,洞窟又比较深,即使是光线比较好,到下午只四点钟后洞内就已漆黑一片了。
关山月与赵望云又不顾严寒,与妻子远赴青海塔尔寺写生,直到1944年春才回到成都。这一年年底,关山月在重庆举办写生画展,画作中除敦煌临摹作品外,还有大量西部民族风情写生作品。
西北写生之旅,培养出他们独立的人格,让各自的画风开始了自由的驰骋。创作于1944年的赵望云《天山薄暮》坚持了他“画自己身临其境的景物”的艺术原创。他以画家人物速写的独特形式,对西北的农牧民生活和自然风光进行了真挚持久的史诗般的描绘。40年代,赵望云在西安收留黄胄为徒,后又送黄胄参军去了新疆,这才成就了黄胄。
创作于1946年的关山月《牧羊女》原稿得自青海湟源。是关山月极为难得的人物画写生精品。按此作品所附信件中提及关老在复见此画的欣慰之情,他说到:“该画是我早年的作品,大约创作于四十年代,题材来自于西北祁连山,不是一般的应酬之作。”并请求友人如若有便,将此画作的照片寄予他,可见先生对这幅《牧羊女》的珍视和喜爱。
赵望云、关山月,二人将以往贵族式的殿堂艺术走入平民百姓,让神秘的西域风情走入大众的视野,影响和改写了近现代中国美术史发展进程。赵氏后来成为“长安画派”的开创者之一,其功至伟;而关氏作为“岭南画派”的第二代领军者,擎旗呐喊、留名青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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