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曾听业界的朋友有如下评论:从文化和写意精神来看,近现代画家有三座大山,一座是齐白石的花鸟;一座是黄宾虹的山水;一座是关良的人物。或许很多人会质疑这样的提法,但在笔者看来是颇有道理的。本文将从多个角度尝试对关良艺术进行相对深入的介绍。
我们先从历史评价开始,藏家朋友在解读上文中的历史评价时,应该留意两个前提条件:一个是文化,一个是写意精神。
第一,这里提出的文化概念是意有所指的,即扎根于深厚的传统文脉的沃土之中。关良所表现的京剧堪称国粹,齐白石、李可染、李苦禅、叶浅予等一流大家无不深通京剧。梅兰芳、新凤霞是齐白石的弟子;李可染与盖叫天是好友;李苦禅甚至曾以武生表演而驰名……可以说京剧与中国传统人物画具有高度的相似性,也是能够充分代表中国文化精粹的艺术门类。相比于反映现实生活的题材,无论是街头巷尾的平凡生活、还是少数民族的平凡生活,军旅生活等题材,虽然更有现实意义,但从文化的内涵来看,不及以京剧为题材的作品。
第二,提到写意精神,我们首先想到的是简洁,也就是苏东坡所说的“笔才一二,而像已应焉”,是高度的概括并极具典型性。那么写意精神对应的就是受到西方素描体系影响,以比例、结构、解剖的准确性为重要参照,特别是依靠模特写生为重要手段,以西方的素描为基本造型基础的一套体系。
这样来看,二十世纪的徐悲鸿、蒋兆和、黄胄等大师,他们的贡献虽然卓著,但就自然被归入到另一个系统当中。以“徐蒋体系”培养而成的一大批画家讲求刻画的深入、造型的结实、叙事性强、擅于表现宏大场面、反映劳动人民的形象,这就又与中国传统的写意精神有一定差别。因此,我们很难说关良是二十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人物画家,但他绝对称得上人物画最具写意精神的画家,且独具民族特色。
关于关良的艺术履历,只要举出两个事例便可以抓住他一生艺术之路的肯綮。1917年随兄东渡日本,师从画家藤岛武二,后又转入“太平洋画会”,师从中村不折先生学习素描和油画,尤喜爱西方的凡·高和高更的绘画风格。后印象派的风格一直成为他日后作品的潜在艺术因子。
1942年关良在四川成都举办了个人画展,并引起美术界很大反响,好评如潮。当时的文艺界领袖郭沫若在观赏他的戏曲人物画后,认为是古今奇作,并撰文《关良艺术论》向社会介绍和赞扬他的绘画艺术,茅盾等文艺界的大家为之题词称赞。后来任教于重庆国立艺专。这是他作品第一次亮相后业界的反馈,也可以代表整个文艺界对他的定位。
当代很多人也喜欢京剧,画京剧。但是这门传统艺术是高度浓缩的表演门类,一招一式,唱念做打,每一个环节都需要长期的观察和训练,才能捕捉到最典型、最有表现力的一刻。关良之所以能够将京剧的味道表现得如此准确而有张力,正是得力于他“半个专家”的经历。关良小时候在南京,爱到”两广会馆”看京剧,这就注定了他一生玩京剧、画京剧。他不是一般的票友,而是拜师学戏,买回髯口、马鞭、靴子,吊嗓子、摆功架……当爱好变成了痴迷,他对京剧的理解自然要高出同辈。
按理说,关良在日本接受了正规而严谨的写实训练,虽然取径日本而远溯欧洲,但毕竟是另外一套体系。而他在日后漫长的艺术实践中却选择了最为纯正的中国传统艺术之路,这个问题值得研究者关注。在笔者看来,一方面他东渡日本之前,已经奠定了一定的传统基础,并有浓厚的传统情节,包括戏剧,石刻,书法,和各种民间艺术形式。重要的因素恐怕是他很早就意识到中国艺术之所以屹立于世界艺术之林的原因——民族文化的独立性和不可替代性。
此外,关良开阔的视野,让他可以在东西方两个维度中思考,他能够正视两种文化的长处与短处,并进行有益结合。他的油画明显受现代派影响,不仅在技法形式上,主要还是在理论和观念上的。他说:“我们若是认识了现代绘画的理论与现代精神的话,那时是绝对不会误解现代艺术,毒骂现代艺术的。一个画家是要有充分的教养的,尤其是在现在来说,不然他是一个工匠。”这话很温和地批评了那毒骂现代艺术的大画家。关良就是这样一个有教养的好先生,完全沉醉在艺术世界里,他的画里表现的,就是他所有教养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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